抗战老人樊桂英每天在家中学习看书看报

　　樊桂英，女，祖籍河北行唐县，1930年生。1945年5月4日入党。离休前原单位是朝阳区管庄地区办事处，职务为行政办公室副主任。主要工作经历：1945年-1949年：妇救会队长；1949年-1952年：行唐县四区、五区妇联主任；1953年-1956年：行唐县政党工作组；1957年-1958年：人民公社副主任；1959年-1983年：北京朝阳区管庄地区办事处。

　　假设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樊桂英很可能会像无数的乡村女性一样，在田间和灶台度过这安宁辛劳的一生，但是，民族危亡的苦难改变了一切。12岁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自己活着，就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解放老百姓，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采访那天，早早等待的樊桂英老人身穿红色坎肩配花色衬衣，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瘦弱而有力。85岁高龄的樊老半头银丝，笑容慈祥，却不像同龄人那样颤颤巍巍，她腿脚还算利落，精神矍铄，嗓门洪亮，尘烟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讲不尽的人生故事，回忆起当年沉重苦难的日子，老人几度哽咽落泪，讲到激动澎湃时，老人开怀大笑。聊到一半，也会递给我早已准备好的点心和苹果。不难想象，老人在年轻时风风火火、开朗明快的性格。

接受采访时的樊桂英老人

　　樊桂英老人1930年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现在记忆里的年幼时光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哥哥得天花去世，6岁那年，生活的贫困使得父亲带着全家步行几百里路逃荒到了山西，靠摆小摊勉强度日。后来日军侵华，日本鬼子扫荡村庄，小摊也摆不了了，无奈父亲带着她和弟弟返回老家河北，路上仅有的铺盖也被人抢了，家徒四壁，母亲受不了打击，不久去世了，弟弟寄养在姑姑家，她跟着大娘过。“弟弟10岁就在铁匠铺当学徒拉风箱，一身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讲到这里，老人难过的用掌心掩住了双眼。“小鬼子扫荡村庄，杀人不眨眼，农村日子那叫一个苦啊，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跟现在比，现在简直就是在天堂。当时我就一个心眼，把小鬼子打跑，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人坚定地说。

　　堂哥是游击组的组长，12岁开始一有时间，她就跟着堂哥，堂哥埋地雷，她就给她站岗放哨，最多的是听堂哥讲革命的道理“绝不做亡国奴，跟着共产党走，咱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打走小鬼子”。堂哥的言传身教，坚定了她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45年5月4日，她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当上了妇女自卫队的副队长。16岁成为队长，带领本地妇女支援前线的抗战游击队，八路军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为革命做事，组织动员那些表面看起来柔弱松散的农村妇女为战士们织布、纺线、缝制军鞋，做军衣。白天走村入户给村民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晚上点着油灯一针一线纳鞋底、做鞋帮，早起晚睡，利用一切时间做军鞋。老人说，“八路军是咱的子弟兵，是亲人，战士们要行军打仗，鞋很费，所以鞋底一定要结实”妇女们将家里破旧的衣服和碎布条先一层层粘好，再用麻线密密的穿过，线纳的越密实，鞋底越结实，再说做鞋帮，“那时候穷，就用灰或者胶泥水给白粗布染色，再做鞋帮” 回忆起纳鞋底做军鞋，老人神采飞扬，如数家珍，恍如昨日。

　　“当年的农村日子很苦，但是大家依然省吃俭用，家中最好的食物，自己从来舍不得吃，攒起来给战士们吃”。石家庄战役之后，很多伤病员安置在附近的村子里，她知道后，带着挨家挨户收来的鸡蛋和烧饼，去慰问，照顾伤病员，十几岁的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看着战士们血勇奋战后血肉模糊地身体，她震惊了，她哭了，自己心里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个信念伴随着这她，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无数个艰苦的日子里，她说到也做到了，并将这股劲带到了解放后的每个日子里。解放后，她先后担任行唐县四区妇联主任，组织妇女学习卫生知识，后调到县委担任政党工作，1957年担任县上北区人民公社副主任，带领着自己的生产队，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甚至是在哺乳期间吃饭也总是最后吃。长期的艰苦工作加上营养不够，二十多岁的她病倒了，勉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她，从此她在同事的口中有了一个“将活”称呼。

　　1959年，为了解决与当兵丈夫的长期两地分居，樊桂英调干到北京市，任朝阳区管庄地区办事处干事，直到退休。

　　晚年退休在社区的樊桂英，依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依旧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担任着社区党支部的副书记，调解邻里纠纷，仅靠退休金作为生活来源的她，一直参加捐助活动，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到贫困地区和灾区。

　　樊桂英老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见证者，她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了救国兴邦的爱国史，老人的一生见证了中国8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她经常对儿孙们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对国家对百姓有用的人。（口述：樊桂英；整理：卢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