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报记者 马宇晗 文马思琛 摄

　　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位于高碑店村文化大街东隅。

　　走近该馆，门前的石制文臣武将、门楼，以及红木栅栏上那块“科举匾额博物馆”薄木匾，不大的门脸，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文物，这些不经意间的古意和随性都在透露着：这是一家私人馆。

　　正是这家面积不过3000平米的博物馆，却是馆长姚远利以一己之力呕心建成，倾其收藏的600余方以科举为主题的各类木石匾额，与公众共享。

　　“古匾横陈端庄厚重榜书势如虹，写尽千秋科举中华文脉；残额高悬典雅肃穆擘窠形胜斗，彰显百代贤良民族精神——励志堂”，正如这幅挂在序厅门上姚远利自拟的楹联所示，“协辅文教代起儒风”，这是姚远利笃定的匾额文脉传承功能，也是他办馆的初衷。

　　六百方科举匾额藏馆内

　　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是一个仿古四合院，青砖绿瓦红廊柱，古拙朴素，与藏品匾额意境颇合。

　　跨入院子，无论是前庭还是后院，无论是走廊还是室内，来自不同时期的木质、石质的匾额随处可见。“状元及第”“代起儒风”“乾坤正气”“循礼蹈义”“振世才英”“儒林第”“世德堂”等等，让人目不暇接。

朝阳报记者 马宇晗 文马思琛 摄

　　据说，目前，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已经汇聚了600余方木石匾额，其中石刻匾额近五十方，数量之多，在国内尚属首家。

　　馆长姚远利本是北京农民，后创业办厂，小有积蓄的他后来迷上了收藏。他的第一块匾额是1999年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偶遇的，那个写有“奉旨选举，孝廉方正”的宣统元年老旧木制匾额一下子击中了他，让他一发不可收拾。

朝阳报记者 马宇晗 文马思琛 摄

　　“2700块买下的。”姚远利对于第一块匾的收藏过程记忆犹新，“原来我收藏古砚，收了500多块就有些困惑了。但那块匾，让我忽然找到了方向。科举制度两千多年了，获取功名已成为历代中国人最大的人生追求和精神信仰。科举匾额，就是一大明证。”

　　1999年后的十几年来，姚远利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农村大集、古镇乡野。2007年，姚远利又倾其毕生积蓄建造了北京励志堂匾额博物馆，他要向世人宣扬匾额文化。

　　在这个馆里，姚远利分门别类地设置了生员（秀才）匾额厅，举人匾额厅，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匾额厅，大型匾额厅共5个展厅，并把一些特殊的匾悬挂在各个房间的门檐上，张之洞、李鸿章等名人书写的匾额，随处可见。

　　多件“镇馆之宝”触手可及

　　北京励志堂匾额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有不少，一进正门，一块石门醒目地伫立在眼前。这就是有名的科举门，参观者可像当年的状元一样，随意穿行可过。

　　“这个门是我在河北涿州收的。”姚远利颇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当年一听说涿州某市场上有个块科举门，立即收拾动身去看，它是由汉白玉石雕刻成的，刻工非常精美，一下子喜欢上了。“据我所知，目前，科举门很多地方都有，但门额上刻的都是‘龙门’等字样，以‘科举’命名的门在全国仅此一件。”

朝阳报记者 马宇晗 文马思琛 摄

　　参观的过程中，姚远利把记者带到西厢的一间展室，指着高台上一块有些泛黄的小型精致木质门匾和石碑，告诉记者，“这是我的另一个宝贝。”

　　记者发现木门匾上写有“圣谕”二字，而石碑上的有些模糊，依稀可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教训子孙……勿作非为”等字。“这是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道圣谕，通俗易懂，教化功能极强，集中凸现了匾额的教化功能，我非常喜欢。”

　　康熙六十条圣谕、明代文武状元高浮透雕牌楼、末代状元刘春霖所题匾额，以及馆藏牌匾中历史最久的是明朝永乐九年的状元萧时中所提“状元及第”等，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里“宝贝”甚多。

　　“最贵的一件6万多，便宜的几百一两千。”姚远利说，但现在它们都是物价之宝，“尽管如此，许多物件，我并没有把它们别地‘保护’起来、隔离起来，我希望参观者能从看、听、触中真切地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洗礼。”

　　两千余年文化传承担在肩

　　在收藏匾额的过程中，姚远利不停地学习和研究，他是匾额文化、匾额学的提出者。

　　“中国是匾额文化发源国，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上曾有‘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姚远利告诉记者，匾额有多种多样，其中科举匾额，由于是官方所颁发，且多数出自名家之手，集宣扬教化、鉴证科举、承载历史、弘扬书法等一身，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价值，它是弘扬传承历史文化的最好切入点。

　　为了彰显科举文化，馆内不仅用文字讲述科举制度的由来、什么是匾额等知识，还以实物“曝光”展览千年科举作弊手段的物证，并还原仿制了北京贡院的几间号舍，供游客参观体验。

　　姚远利的这种文化担当在馆内也随处可见，记者在一间挂有“代起儒风”匾额的仿古学堂里看到，有不少孩子们用毛笔临摹匾额上的题字，而另一间屋内，还有许多可供制作拓片的台子和材料。据介绍，该馆早已成为青少年实践基地，免费向孩子们开放。

　　此外，为便于展览展示，姚远利还创造性地制作出了“千锤百拓”的匾额拓片，将馆内珍贵的匾额一一拓出，制成展品，走进学校、企业、文博馆等展示，并赠送出一部分。

　　2016年10月，韩国意欲匾额申遗的消息传来，姚远利立即与中宣部、北京市文化局、朝阳区文化委等联络，促成了全国首届匾额文化研讨会的召开。目前，中国匾额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建中，中国匾额研究基地也将落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

　　“匾额见证的是中国的千年科举制度，”姚远利感慨地说。馆内收藏了六百余方珍贵的古代科举匾额，把它们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国史、家史和地方史。“匾额不兴，文道难继，匾额载道，治国重器。”

　　光前裕后，善莫大焉。临别前，姚远利指着一块写有“裕后堂”字样的门匾对记者说，“这就是我办馆的目的，我希望能保留下一点老祖宗的文化遗产，为子孙后代造福。”（朝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