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看老照片，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怀柔南门旧照，虽残破不堪，但仍显其厚重高大的风骨，于是便引出古城的有关话题。《礼记·中庸》有句话：“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本为安抚、招徕，化干戈为玉帛之意。据说这便是明代怀柔县得名的原因。可在明代的怀柔，却偏偏记载着金戈铁马的历史。于京城而言，它不是偏居一隅的边陲之地，而是“京畿近辅”“国之北门”，承担着拱卫京师的重任。

城池为战守而生

　　怀柔多山。若从京城北行，渐离平原，便见山势如涛，层层推涌而来。就在这燕山臂弯的环拥处，怀柔古城赫然在目。它雄踞要冲，南拱京师，西卫陵寝，北控边关。古城南门为“来熏门”，城楼上悬有一方匾额，上刻四个榜书金漆大字——“畿辅屏翰”。

　　“畿辅屏翰”并非明代官员的凭空臆造，其文化根脉直通西周时期的经典《诗经·大雅》：“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屏，即屏风、屏障；翰即栋梁、骨干。题匾者巧妙地化用典故，精准概括了怀柔的战略地位：“畿”指京畿，“辅”指辅佐。简单的四个字，标志着怀柔从一座普通的县城升格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为何要将怀柔定为“屏翰”？我翻开地图，查找资料，答案一目了然。

　　怀柔北枕燕山山脉，南接华北平原，处于这两个地貌的过渡带。明万历《怀柔县志》记载，怀柔在京师东北，南至顺天府京城九十里，东至密云石塘关七十里，北至长城三十里。关塞诸山，雄峙于西北；浑河之水，环绕于东南。群山环峙，秀丽天成。北方游牧民族若想南下攻取顺天府，必经之路便是潮河、白河等河谷。在这里修筑城池，等于扼住了咽喉。

　　怀柔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县，十四年（1381年）便筑城——那是一座土城。为何如此急迫？县志里说得明白：“怀柔自分壤之始，无城。已而为土城，已而又为砖城，率皆患至而后备之者。”患从何来？自然是塞外的铁骑。这城从一开始，便为战守而生。城的规模不大，却五脏俱全，军事色彩浓厚。兵部、顺天府、蓟辽总督署先后在城内设立了兵备道、守备衙、教军场、军粮仓、晒米场、草场等与军事戍守直接相关的官署及场所。层层叠叠，挤在这座小山城里。城内的街巷纵横如棋盘，十字街正中砌着一溜石条，两旁槐树成荫。

　　在长城戍守的体系中，怀柔是蓟镇长城的前沿大本营。慕田峪、黄花城、大水峪等关口险隘如同铁壁铜墙，巍然屹立，而怀柔古城则是附近关口的枢纽与心脏。戍边将士在此屯兵、粮草在此集散，一旦边关有警，城内兵马即刻北上，形成“关城互保”的防御体系。

　　万历年间有位知县叫贾浚，曾重修旧城，改南门“拱卫”为“来熏”，据说“畿辅屏翰”的匾额便挂于此时。这位知县认为，年年摊工修补，竟成累民伤民之祸患，实为不忍。他看到的，是“屏翰”二字背后的血泪——城墙护民，亦劳民；屏障京师，亦苦了这屏障之地的百姓。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三月，明代著名诗人唐顺之就任兵部职方郎中，秋七月，奉命赴蓟镇核查兵额。期间，他曾登上怀柔城头，留下这样的诗句：“塞下孤城古白檀，半临平野半依山。秋来亭堠无烽火，官马千家苜蓿闲。”诗人南望京师烟云渺渺，北顾长城如龙蟠踞。脚下的这座小城，“半临平野半依山”，正是边陲的孤城要塞，此时亭堠历历，烽火暂息，官马千家，一片祥和。

　　斗转星移，到了清初，来熏门上的城楼和那方“畿辅屏翰”的匾额因地震而坍塌损毁，仅留下偌大的城墙和瓮城，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所有城墙连同城门一起被拆，消失于尘烟之中，仅留下南门西侧数丈墙基。

碑文细述怀柔由来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兵备钱承德因怀柔城城大人稀，便废弃西半城，仅留下县署衙门所在的东半城，共开设三座城门，东门“咸阳”，南门“拱卫”，西小门“汲水”。一年后，城垣修建齐整，遂邀请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撰写《重修怀柔城记》，并刻文立碑。

　　碑文细述了怀柔的地理形胜，回顾了建县历史，重修县城的经过，记载了怀柔城由土城到砖石城的由来，特别是此时的南门称为“拱卫”，后改为“来熏门”，已是万历年间的事了。碑文首次确认怀柔“京畿近辅、国之北门”的战略地位。这不仅是地理描述，更具有高度的军事视野，印证了“畿辅屏翰”的渊源，也为怀柔建城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明弘治以后，蒙古鞑靼部迅速兴起，遗留边外的朵颜部虽然表面已经依附明朝，但背后却为鞑靼或瓦剌部侵扰边关做向导。谢迁碑记所述的正统己巳之变，祸及怀柔，“自闾巷老稚以及于庠舍之士，荼毒不可胜记。”此后边关形势日趋紧张，史籍中发生于怀柔长城戍守的记载虽无大的战事，但几次小股骚扰仍有记述，且均与朵颜入犯有关。

　　“畿辅屏翰”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无数戍边将士用生命践行的职责。明代在怀柔境内构建了严密的防御网：边墙、敌台和烽燧、城堡。如黄花镇、渤海所、大水峪等军事路城和营城，均有守城军队驻扎，平时耕作，战时披甲。

　　蓟镇长城是京师的直接屏障。蓟镇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慕田峪。明朝对这一带长城的修筑格外精心，布局也十分严密，在一些重要关口附近，建造多道边墙，无论城墙的高度、厚度、防卫设施及工程质量皆为上乘。蓟镇是九边中最大的军镇，永乐时期初定守军为8.5万余人，万历年间增至10万人以上。

　　昌镇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增设，其境内有皇陵和居庸关，地位尤为重要。《四镇三关志》记载，昌镇疆域“东自慕田峪，连石塘路蓟镇界；西抵居庸关镇边城，接紫荆关真保镇界，延袤四百六十里”，谓之“京师北门，长陵玄武”。

　　明嘉靖后，特别是隆庆、万历年间，边备紧迫，昌蓟形势危急。《长安客话》的一段记载，概括了这一时期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昌镇拥九陵而护神京，蓟镇在左腋之间，绵亘二千里，带甲十万，文武将吏，画地而守。”

　　戍守军队分为主客兵，本地卫所兵员为主兵，外来卫所兵员为客兵。他们沿长城城墙及隘口，区分要冲与平缓，按垛拨兵防守。每空心敌台守兵六十人，三十人守台，内立一台长。三十人守垛，分为六伍，每伍内立一垛长。每墙台(又称马面)守兵十四人，四人守台，十人守垛。

　　《西关志》在居庸关下对守军记载更为详细：“东路隘口一十四处，守把军三百五十五名：内养马峪口军三名，虎峪口军十一名，德胜口军二十四名，雁门口军四名，锥石口军十四名，贤庄口军三十一名，灰岭口军一百三十九名，门家峪口军四名，枣园寨军二名，石城峪口军九名，西水峪口军二十名，石湖峪口军五名，撞道口军十四名，鹞子峪口军三十名。”守城军队采取小聚居，大分散的形式，各个营寨分布于长城沿边要害、东西适中之处，平时则首尾相望、遥相呼应，有警则一呼百应、遏其要冲，灵活机动，容易形成拳头，有利于增强整体战斗力。

　　一座古城，一段边墙，构成了大明北疆的防御体系。如今长城早已不是边陲防线，“畿辅屏翰”也已超越了一块匾额的物理存在，它从匾额上的文字，迁移到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移到了每一个知道这段往事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