笳吹弦诵 无问西东——记抗战烽火中的大学
发表时间:2018-02-09   来源:中国文化报

  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后,一时观者如潮,既有华发老人,也有英姿勃发的青年。这部为纪念清华百年诞辰拍摄的影片,很快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在片尾,当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钱钟书等作为“配角”出现时,有的观众流下热泪。

  《无问西东》有一大部分章节讲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那里有简陋的教室、充满热血的青年。其实抗战期间,除西南联大以外,为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亦被迫内迁,这些学校在惨淡经营中阔步前进,不但学术成果斐然,而且培养了一批大家。据统计,抗战前我国的专科以上学校仅有108所,而1944年已增加至145所。

  对于这段历史,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长征》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描绘和恳切述评,内容丰赡有趣。

  教育不应分战时与平时

  “1937年夏天,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天津、南京时,居然选择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非军事目标。一开始中国政府及新闻界还在抗议,很快明白了对方的思路:不是误炸,而是有意为之,借以打击你的士气,最大限度地制造恐慌情绪。某种意义上,炮火连天中,中国大学依旧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意味着力量与勇气,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屈服,还在顽强战斗,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北大教授陈平原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抗战初期这些大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坚持办学的意义。

  抗战初期,关于“大学是不是应该再办”存在着很大争议。最先有人提出了“大学关门论”,认为战时“毕业即失业、学生即学死”的现象已宣告了大学教育的破产。可不久这一主张就被“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教育不应分战时与平时”的理论否决了。多年后,战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战时教育行政回顾》一文中表示:“我当时根据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国策,认为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供应,有赖学校的训练。”幸运的是,此论述得到了当时政府的支持,因此战时的中国大学没有沦落为培训班。

  像一些政府内迁、企业内迁、文物内迁等一样,一些大学陆续迁往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虽然最后落脚点不同,但《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还是唱出了大家一路走来的心声:“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就战时大学内迁一事,陈平原教授做了如下的评论: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没有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

  迁移之举本身就是教育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便南下,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好景不长,由于南京失守、武汉紧张,又面临着再次迁徙的命运,随后转战昆明。1938年4月2日,在他们即将抵达昆明之际,校方奉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据史料记载,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迫于形势由湘入滇采取了三条路线。一是陆海并用的路线,从长沙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大部分老师及其眷属、一部分体弱的男生及全体女生走的是这条路线。一条是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坐汽车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南宁、镇南关至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另外一条则是让人最为感佩的湘黔滇旅行团的路线。这个徒步旅行团的宗旨是:“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联大长征》一书集合了当时旅行团成员亲笔撰写的文字资料,可以看作是湘黔滇之旅的实时报道。

  此次徒步之旅共有200多名师生参与,他们历时68天徒步完成了3500多里路程。一路行走,也让这些学生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入了解。团员向长清(中文系学生)在其回忆性文章中写道:“三千多里是走完了,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旅行团成员钱能欣(北大政治系学生)把“旅途中所见所闻每日记录”,并把这些日记编成了小册子名曰《西南三千里》,目的在于向前方和后方介绍大西南的情况,欢迎海内外同胞到大后方来参加抗战工作。该册子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扉页有“给在前线抗战的二弟”字样。《联大长征》一书对这些均予以摘录,从中可一窥当时西南地区的人口及社会经济概况。

  悲愤化为前行的动力

  由于历史传统与生存环境的不同,在最初的时候,这些内迁师生难免会与当地的民众发生一些冲突。而事实上,到最后,“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被悠闲的风俗同化了。”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曾对当时昆明的“人和”有这些细致描写。

  环境逐渐安定之后,摆在大学师生面前的是如何办学。这些大学秉承着“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的原则,战时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提升。

  陈平原教授在书中试举了许多师生如何在艰难中崛起、坚持研究和学习的案例。比如,“在1946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费孝通教授在其《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中这样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假思索地画下去。”冯友兰在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时说:“从表面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又如,武汉大学挥别珞珈山后转战四川乐山,他们不畏蜀道之难,完成了几千里的“搬家”和育才重任……

  蒋梦麟在《西潮》中对此次大学内迁做了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让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整个国家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同时,一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思想观念自然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必将对西部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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