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绘《月百姿》里的中国意象
发表时间:2018-09-29   来源:北京晚报

苏轼赤壁月 月冈芳年绘

王昌龄诗意美人绘 月冈芳年绘

史家村月夜 月冈芳年绘

  儒学和由中土东传的佛教,以及两者的衍生物,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巨大巨深。日本的中古后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假名的创造,“表明日本民族创造文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坂本太郎《日本史》),同时加速了儒学与佛教的日本化,并以一种崭新的和氏文化向前快速发展。但是,儒学与佛教及其衍生物如唐式建筑、唐式服饰、唐式礼仪、宋式绘画、明式茶礼等,依然留着许多中国的印记。即便西化时的明治维新(1868-1912),日本脱亚(事实上就是完全地脱离中国)入欧时,日本的文化里依然有着许多中国元素和中国意象。月冈芳年(1839-1892)绘制的浮世绘巨制《月百姿》,不仅出自明治时期,而且里面有许多中国题材建构的。

  《月百姿》,以月亮为主题,共有画作100幅(它的制作出版人是秋山武右卫门)。“月百姿”,顾名思义,100幅画,以100种月亮的姿态为背景(也为主题),题材取自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轶事和神话(包括著名的武士、显赫的妇女、鸟兽、精灵和鬼魂等)。笔者感兴趣的,正是《月百姿》里的几乎与日本历史神话轶事平分秋色的中国题材。

  《月百姿》里的中国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国历史,包括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子路/读书之月》、《伍子胥/淮之月》、《张子房/鸡鸣山月》、《曹操/东山月》、《苏轼/赤壁月》等;另一类为中国文学里的古典诗文以及中国神话,如《九纹龙/史家村月夜》、《王昌龄诗意月》、《牛郎织女/银河月》、《嫦娥奔月》、《吴刚/桂树月》、《玉兔》等。从这一名单看,画家对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熟悉。《曹操/东山月》取自曹操著名诗篇《观沧海》。曹操一袭红袍背对观画者,远景是“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当然突出的是正在升起的月亮。有意思的是,曹操的一袭红袍,源于中国戏曲里的大花脸造型服饰。但是,曹操的碣石,改成了有可能是画家生活的地方“南屏山”。《苏轼/赤壁月》源自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从画面上看,更接近于《后赤壁赋》里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和“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里的意境。《银河月》出自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过,牛郎的服饰显然与牛郎的身份不合。画面上牛郎的服饰,很是华丽。这般的处理,要么是画家为了与织女的服饰相般配,要么就是日本服饰在这画里的另一种表现。《嫦娥奔月》、《吴刚/桂树月》、《玉兔》虽出自不同的神话文本,嫦娥、吴刚、玉兔为一文本,孙悟空为另一文本。本当把玉兔与孙悟空分开来画,不解的是,为什么把玉兔与孙悟空共治一画?中国明代出现的几部小说(顺便说一句,宋、明两季的一些初刻版本,现就只存于日本),对于日本的近世来讲,都有影响。也许在画家看来,嫦娥与天蓬元帅(后来的猪八戒)有关联,孙悟空又是猪八戒的大师兄。由于孙悟空来去自由、威武正义的形象,孙悟空在日本的知晓度,或许不会亚于它的原产地中国。或还在于嫦娥、玉兔与孙悟空都曾在天界生活过。这样,画家的想象和大胆,打通了不同文本的界线,画家在不同文本的重构里,才气得到尽情地施展和亮相。只是不知为什么,一轮圆月的面前,孙悟空画得何其威猛高大,但画名却是一只比孙行者小许多的玉兔。“美人绘”是浮世绘的重要品种。《王昌龄诗意月》就是这样一幅美人绘。画家把唐人王昌龄的《西宫春怨》全诗抄录在画的右上角:“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如果两女(一正一背)的服饰不是和服与诗加框这一日本浮世绘特有的标识外,这幅画放在中国的仕女画里,就是一幅标准的国画仕女画。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女人的和服,原本就是中国唐装的日本化。仅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在宋唐时期多方面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时期(这幅画印行于明治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的文化依然顽强且有生命力地浸淫在日本文化之中。或者换个说法,即便是明治时期,像《月百姿》里中国题材画作,或许就是对中国意象和中国想象的致敬。

  不过,《月百姿》并不是中国画,而是日本特有的浮世绘。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8)兴起的一种艺术种类(鲁迅认为浮世绘模仿了中国的汉代造像)。据一日文介绍,说“浮世绘”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为“虚浮世界”所绘的画。并依据“虚浮世界”这一短语的寓意,来表现佛教里的暮死朝生,以及表现幕府后期和明治时期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月百姿》内容多姿多彩,线条优美,套色华丽,是其同类作品的上乘之作。而这种套色木刻版画,浮世绘称作“锦绘(錦絵/にしきえ)”。锦绘,或许源头与灵感,也来自中国。晚明(十七世纪中前期),中国的插图艺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如崇祯印行的《绣像本金瓶梅》中的200幅插图,便是当时的杰出代表,或许也是后世望其项背的杰作),肇始于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的多色年画,便是这一时期套色木刻的代表。大致同时期出现的《十竹斋书画谱》及《十竹斋笺谱》等,套色木刻正式走进了中国艺术史。反观浮世绘的发展史,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套色木刻才进入到浮世绘的制作里。从此,日本艺术史多了这一术语“锦绘”。有些遗憾的是,中国的套色年画和套色版画没有走向世界,反而是浮世绘走向了世界。在艺术传统和现代化(或者西化)彼此碰撞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浮世绘,让日本艺术走向世界,让日本艺术家得以光耀。前者,它们进入欧洲后,经德加、塞尚、高更、梵高等的仿画、借鉴,改变了欧洲的艺术传统。后者,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涌现了足以让日本艺术史骄横的艺术家,如葛饰北斋(1760-1849)、歌川广重(1797-1858)、歌川国芳(1797-1861)等。歌川国芳正是《月百姿》作者月冈芳年的老师。

  现在就说说师生都画过的《水浒传》人物。在《月百姿》里,有一幅叫《史家村月夜》。《史家村月夜》题材选自《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庄》中的一个段子:“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力气,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月冈芳年便依据“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这么一句描述,画了这么一幅《史家村月夜》。但画家却没有去描绘史进演习武艺的场景,而是描绘了一幅极为抒情极为安静的场景。画面中,柳树婆娑舞动,婆娑柳树的身后便是一轮明月。一轮明月的下面,一壮汉,手持蒲扇,身向前倾,一副妖魔鬼怪不在话下的英雄气概。这画,最为精彩的是,主人公史进,一不持弓、二不握棍,三不拿他最惯用的刀(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而是坐于藤椅(这恐是日本的藤椅),右手持蒲扇,左手刚健地撑在左腿上,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正是这样,画家的情趣得以突出,那就是柳树柳叶稍遮掩的一轮明月。

  月冈芳年的老师歌川国芳,是一个画《水浒传》的高手。国芳画过《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锦绘浮世绘巨制。“九纹龙史进”自然是“百八豪杰”之一。老师的史进形象不同于学生的史进形象,老师的史进就是《水浒传》里那位风风火火出场就打架格斗的英豪九纹龙史进(史进是《水浒传》一百零八好汉第一个出场人物)。如果说歌川国芳的史进是“武绘”的话,那么月冈芳年的史进便是“文绘”(不知浮世绘有没有“文绘”一说)。虽然,月冈芳年绘制的史进敞开健硕胸肌和双手双腿壮实模样,依然是画家心目中的武士。但是,月亮的温润、柳条的袅娜、设色的平衡等元素的综合构成,无不显示出了日本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寂。寂所显现的唯美,或唯美呈现的寂,便是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艺术的重要构件(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唯美与寂,即是《月百姿》的母题。如:曹操的东山初升之月,孙行者背后的那一团硕大的明月,王昌龄诗意画里的卷帘半遮的粉月,牛郎织女银河相隔的半轮新月,夜照子路读书的淡淡满月……百种姿态的月亮,以及与之对应的各色鲜活人物,就是画家对寂的呈现、对唯美的追求,以及画家人文情怀的表达。虽是中国故事,却是日本标配的浮世绘佳作。

  与之相对应,日本画及日本画家走向世界时,正是中国画的衰退时期。特别是人物画,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期,除任伯年等极少的人物画家外,国画的人物画走向了沉沦。说得极端些,或许直到今天,国画的人物画也乏善可陈。(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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