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七夕为什么没禁住?
发表时间:2019-08-09   来源:北京晚报

清乾隆缂丝七夕乞巧图轴

  “谬种流传,历千百年而俗不少变,亦历千百年,而女流之智识、之学术、之工艺,曾不少进。未尝不太息痛恨于天孙之滥窃馨香,而不能使人巧也……吾知不数年而理化之学明,足使牛郎之褂袄减色;汽机之学盛,足使织女之机石无灵。此又群乞者前途之幸福也。”

  这是1906年第12期《赏奇画报》中,“社说”栏目发表的、署名霸伦的《乞巧绪谈》。文中“天孙”指织女星,因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

  1906年,《赏奇画报》(旬刊)由杨杏帷、吴懿庄、魏季毓创办于广州,追求“赏心悦事,奇语惊人”,总共只出了27期,自称“凡干涉闺阃政界,不轻阑入”,可对七夕的批评,有些犀利。

  一方面,这是“粤人重乞巧,灯火到天明”传统的反拨。

  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步步紧逼下,时人进退失据,将落后的责任贸然推到传统文化上,以为除之方可图存。

  值得注意的是,霸伦此论并非独家,翻检旧报,近似说法此起彼伏。以致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风俗改革委员会,该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乞巧节(即七夕)。

  七夕招惹谁了?废除行动为何未能成功?值得一番钩沉。

  牛郎、织女晚相会了6天

  提起七夕,人们马上会想到牛郎、织女的故事,其实,二者初期本无关联,后渐合流。

  牛郎、织女始于先民的星辰崇拜,周人已知银河北有三颗星,从早到晚会7次变换位置,运动轨迹近似织机的梭子,因此称之为织女星。织女星很亮,往往用来确定时间。牵牛星则隔着银河,与织女星相对。

  每年七月初,织女星会出现在正东方,古人将这一天确立为七月一日,表示已进入秋季。所以,牛郎、织女应在七月初一相会,后人又给他们耽误了6天。

  在古代,普通人没有日历,为方便记忆,节日多是月份第一日、月份正中日、月日重合日,故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是节日。

  《诗经》中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旧历七月相当于今天的9月,诗中的“火”指大火星(即天蝎座主星),至此月开始西行,气温渐低,盛夏消退,且非农忙之时,属于晒衣的好时节。

  至晚在魏晋南北朝时,每年旧历七月七日,人们便会将室内物件搬出、曝晒,并称这一天为“晒衣节”或“晒书节”。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道:“阮仲容(即阮咸,竹林七贤之一)、步兵(即阮籍,著名诗人)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犊鼻裈”相当于大裤衩,用竹竿挂起来晒,确实不太文明,诗人以此来嘲讽富人。

  鹊桥之说从何而来

  牛郎、织女是如何与晒衣节汇合的呢?

  或因七在古代文化中有特殊含义,五行加阴阳即为七,七又是仅次于九的阳数。古人视七月七日为大吉,多在此日求子。

  据《搜神记》载,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迷恋戚夫人的舞蹈,每到七月七日,必“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舞毕则“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

  《汉武故事》中则称:“景帝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为彘。以己酉年(前156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于猗兰殿。”

  《搜神记》《汉武故事》是小说,所录未必都确实,但也说明,至迟在魏晋时期,七夕与生育之间已有关联。

  此时期还有一大创造,即出现了乌鹊桥,可渡牛郎、织女相会。从天文角度看,并无此事。对于该传说,宋代学者批评最力。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称“其说皆怪诞”;王观国在《学林》中批评道:“河鼓星在织女、牵牛二星之间。世俗因传渡河之说,媟(音同亵)渎上象,无所根据。”

  王观国亦误,河鼓星由三星组成,中间最亮者即为牵牛星,另两星被传说为牛郎的子女。

  学者罗愿认为:“涉秋七日,(乌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更是牵强。

  乌鸦叫声不雅,后来丢了渡牛郎织女的差事,乌鹊桥变成了鹊桥。喜鹊喜晴,不避人,叫声亦优雅。看来,即使是鸟,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待遇上也有很大差别。

  满街的孩子都在扮装磨喝乐

  牛郎、织女霸占了七夕,晒衣节只好搬家,改到了六月六日,北宋时称为天贶(音如矿)节。传说宋真宗赵恒在这一天得到上天赐予他的一部天书,宋真宗因此建了座天贶殿。

  旧历六月六日正在伏天,所以,晒衣节又被称为“晒伏”。但民间仍有七月七日晒衣服的习俗,清光绪年间《保定府志》等便有相关记载。

  七夕文化盛于北宋,当时开封还保持着晒衣节的习俗。据《宋会要》载:“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讌,为晒书会。”

  《岁时杂记》则记录了民间的生活:“东京潘楼前有乞巧市,卖乞巧物,自七月初一日为始,车马喧闹。”

  宋代人过七夕,不是太关注爱情,更多是为祈子。在当时,七夕已成重要节日,“前三五日,军马盈市,罗绮满街”。

  七夕热卖品是“磨喝乐”,一种泥制儿童玩具,富家则用蜡制,皇家另加金银、珠宝装饰。在市场上,顶级“磨喝乐”一对需上千钱。

  磨喝乐又称魔侯罗等,本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祗,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儿子,天龙八部之一。磨喝乐乃蛇首人身,传入中原后,变为憨态可掬的儿童形象,又叫“化生”。

  “化生”可保佑人们生儿育女,《唐岁时记事》说:“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穷人多用泥制),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

  “化生”多执莲叶,所以宋代家长七夕时会给孩子买荷叶玩,“执之,盖効颦磨喝乐”。宋代著名的婴童瓷枕,实为磨喝乐枕。

  女孩儿节要玩上一个通宵

  经宋人改造,乞巧成了七夕的必备节目。据曾诚先生考证,乞巧是一种闺阁游戏,主要有三种玩法:

  其一,穿针乞巧:汉代即有,据《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七夕夜,女子们将7根针或9根针并排,能用五彩丝线穿过者为“得巧”,亦可竞速。

  其二,喜蛛应巧:始于南北朝,据南宋周密记载:“以小蜘蛛贮合(即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

  其三,投针验巧:即“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影子越好看,越说明“得巧”。

  在宋代,也有学者对七夕节提出批评。司马光在诗中写道:“土偶长一尺,买之珠一囊。”讽刺当时的奢靡之风。

  元代时,来自唐代长安、宋代汴梁的七夕节俗进入北京。每到七夕,大都热闹非凡。从宫廷到官场,乃至民间,都要办巧节会,要玩上一个通宵。据记载,巧节会是“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占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

  当时民间还有“五生盆”的习俗,这是宋代就有的节俗。即将绿豆、小豆(赤豆)、小麦等,用水浸于瓦盆中,待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线束之,置小盆内,七夕供祀牵牛星,谓之种生。

  清代宫廷七夕有“献戏”

  明代初期,通过“去元化”,元代节俗渐废,其中很多本是中原习俗。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女儿生于七月七日,请刘姥姥给她起名,刘姥姥说:“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可见,民间已将旧历七月七日视为凶日,与先民的看法截然相反。

  清代过七夕最大的特色是宫廷演“献戏”。献戏是有娱神性质的表演,每个宗教节日都不能落。清宫一年献戏日期包括元旦、立春、上元前一日、上元、上元后、燕九节、花朝节、寒食节、浴佛节、碧霞元君诞辰(四月十八日)、端午、关帝诞辰(五月十三日)、七夕、中元、北岳大帝诞辰(八月十日)、中秋、重九、十月二十五日、冬至、腊日、除夕等。

  道光皇帝登基后,厉行节约,禁了献戏,但据《道光二十五年恩赏日记档》载:“敬事房传旨,明年七月初七日,西峰秀色念斋意,献戏、陈设冠袍、带履、桌张、灯,俱不必伺候,钦此。”

  看来,禁献戏只是做姿态,等大家都忘了这个茬,皇帝趁七夕又偷偷看上献戏了。

  清廷重视戏剧,是出于统治需要。洪昇创作《长生殿》时,康熙曾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以唐玄宗之昏反衬自己之明;另一方面,力推七夕,以强调旗民文化、习俗相通。

  清宫女眷多,高度重视七夕,七夕供与二月初一的太阳供、八月十五的月供并称三堂供奉,一直延续到宣统时期。

  十一条令还是没能禁住七夕

  清末民初,改良社会风气成为焦点话题,七夕亦受牵连。

  据学者曾应枫钩沉,1912年广东军政府已将七夕视为“陋俗”,发令称:“每届七夕,无知妇女,尤沿奇巧陋俗,甚有学校女生,亦腼颜为者。”

  民间亦有对抗,著名作家欧阳山曾记1925年“沙基惨案”后,广州人用七夕乞巧,纪念死难女性。报章称:“一时鬓影衣香,珠光玉笑,道路为之生色。”

  1929年七夕前,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下令:“一、打破七夕拜仙陋习;二、打破七夕烧衣陋习;三、七夕烧衣是不良的风俗;四、七夕拜仙是怪诞的举动;五、七夕会牛郎是无稽的诳语;六、禁止七夕拜仙烧衣;七、谁敢烧衣拜仙即拿公安局究办;八、禁止商店贩卖七夕拜仙烧衣用品;九、禁止七夕拜仙烧衣是改革风俗的起点;十、一致遵照公安局布告废除七夕拜仙烧衣;十一、我们自动起来废除七夕拜仙烧衣。”

  据《广州民国日报》同年8月8日报道,警察还拘捕了几位七夕设香案的女性,“警员严厉教育了她们,还听说要把她们送到公安局去‘警戒’,以警示那些胆敢违法者”。

  没想到,第二年2月,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被取消了,禁止七夕不了了之。但影响仍在,直到1933 年第1期《新天津画报》上,沙荒穆还以“织女拒绝乞巧”为题呼吁:“敬告诸位乞巧的迷死们,‘打算巧,自己找。’下上工夫去研究、去追求,将来准可以‘巧不可阶’。”

  破除迷信是好事,但把传统一概推倒、一律禁止,未免狭隘。(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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