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入手理解中国
发表时间:2020-03-19   来源:北京日报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郭永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如果要在所有中华文化元素当中挑选出一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你会选择什么:中国菜?中国茶?京剧脸谱?水墨画?园林?瓷器?旗袍?

  我想,可能很多读者都会在心目中立刻蹦出一个属于他的答案。华夏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感到有一个元素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也许是大家都会一致承认的,那就是我们每天使用的方块汉字。

  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各种各样发明当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也许并不为过

  虽然汉字记录汉语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应该说它是尽量适应了汉语的一种文字。上古时代(秦汉之前)的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比如我们现在说“耳朵”“老鼠”“妻子”“姑姑”“月亮”“头发”“相信”都是双音节词,但在上古却只说“耳”“鼠”“妻”“姑”“月”“发”“信”,所以古人为一个词(或者语素,即有意义和读音的最小语言单位)就造一个独立的方块字来与它对应。因为汉语不像其他很多语言的词语那样具有比较复杂的语音结构,每个词语的音节结构较简单,声韵母数量有限,造成同音词多的现象,所以彻底的记音文字大概从一开始就不是汉语的选择,否则阅读效率和表意准确性会大大降低。

  华夏先民是十分明智的,他们的选择是:以图画演变而来的图形文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记号为主体,以假借、形声等用字、造字手段,独立创制出一套语素文字系统。这一系统的文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一个单字就与汉语中的一个词(语素)对应,一般就念一个音节,且不直接地记录汉语语音。即便是有声旁的形声字,也只是提示出全字读音(或标示其来源)的一部分信息,并不等同于拼音文字的记音法。没有声旁的形声字、会意字之类,则与文字的读音之间更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看上去并不利于记录语言、不利于文字识读的事实,却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汉字的一种独特优越性。

  汉字便成了一种最好的弥合语言地域分歧的沟通手段

  我们今天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普通人,能大致读懂浅近如白话的古诗十九首,读懂七八成明清白话小说,甚至看懂二三成的《史记》,无不是拜汉字这一载体所赐,今天已很难读懂十四世纪乔叟诗歌的一般英国人估计很难理解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文言统治书面语言数千载,文言之所以能够大致维持一个稳定的系统,也是因为有汉字作其依托。南宋洪迈的著作中有《史记法语》《经子法语》,这类书是后代文人学者摘取经典“句法古隽”者,“以备修词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史记法语”提要),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写的《夷坚志》这类志怪小说,多有模仿《史记》等经典著作语言的痕迹。文言,就是这样靠着书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历代文言的词汇系统虽多有变化(例如秦汉以后由单音词占优势变成了复音词占绝对优势),但是不断新增、变化的词语都能利用原来的汉字作为“积木”重新组装,以不变的汉字足够应付万变的汉语。

  中国从商周王朝,到秦汉帝国,版图越来越大,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直到今天我们汉语方言的复杂状况也是其他语言所少见的。汉字便成了一种最好的弥合语言地域分歧的沟通手段。

  中国“大一统”的理念追求,基本上是以汉语汉字的传播使用与统一为其底色与表征的

  据比较保守一些的估计,汉字可能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的商代初年就形成了体系,但实际上汉字的萌芽及酝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和复杂一些,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像殷墟甲骨文这样大规模的凿实的证据可以来把汉字的“前史”说清楚,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重要发现。在这三四千年间,国家并兼、人口迁徙、异族入侵与融合、外来文化的一波波传入,都没有让汉字退出历史舞台;近代新文化运动废除汉字以利文化普及的呼声无论多么高涨,也并没有做到让汉字最终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反而生命力愈来愈强大。汉字在记录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在维护民族共处关系与维持政权统一方面,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作用。中国“大一统”的理念追求,基本上是以汉语汉字的传播使用与统一为其底色与表征的。

  中国的一些根本性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

  汉字天然地与分裂状态、异质性不相容。所以大部分时候,汉字都会有“正”与“俗”“异”的区分,说明它尽管往往会有与正统所不同的外形,却总具有一种“定于一尊”的内在约束力。无论是《史籀篇》还是《仓颉篇》,这些识字书的功用中间或许多少都附带了文字规范统一这一项。众所周知,汉字内部差异最剧烈的时代是战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描述为“文字异形”的时代),但其内部的统一性仍然远远大于差异性。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好,书法印章版刻活字也好,这些中华文明的代表性事物,都是寄托或附着于汉字这一物质载体之上的。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家、科技家、发明家,乃至帝王将相、僧道逸民、义士侠客之所以能被今天了解,能被我们知晓其事迹作为,除了口耳相传,就是通过汉字记录下来的,而且口耳传说的东西很可能大多本诸文字而加以发挥罢了。所以我认为,把汉字视作中国文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可能不是一种过分的评价。

  汉字在三四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每朝每代以至当下的常用字并不算太多(大约三四千上下),但整体积累下来的单字量却极为庞大,大量的死字、僻字像考古地层一般堆叠留存于《说文解字》《玉篇》《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这类大型汉字工具书当中,甚至有的在传世文献中也难觅其实际用例,这也是汉字繁难的一个直观表征。要在这几万个汉字中间,选择九个来进行说解,阐发这九个汉字(中、国、夏、天、儒、礼、法、册、民)中间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是很费斟酌、不好取舍的,甚至是自不量力、不能讨巧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因为汉字重要。中国的一些根本性思想、理念、原则,可以从汉字及汉字所记录的先秦文献中窥见源头。历史地看,中国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历史上有些与生俱来的、基因性质的东西,也许是值得认真探求的。本书从“文字”入手,只算是一个尝试,是否有当,当然有待读者指教。(作者郭永秉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20-03/16/content_12451556.htm

责任编辑:常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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