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国改革开放春风初拂之际，国家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沉睡千年的中华巨龙万里长城也迎来了新的生机。一场声势浩大、响应如潮、影响深远的社会赞助活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正悄然蓄势待发。 

　　1984年，《北京晚报》《北京日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首都单位，共同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开创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千千万万人以汗水为墨，以智慧为笔，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为力，共同书写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感人篇章。

　　一呼百应

　　初夏时节，八达岭长城游人如织。今年68岁的苏文洋，站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眺望远方，说道：“八达岭长城面貌大为改观，这在过去难以想象。”作为原《北京晚报》的记者，苏文洋首倡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这个活动的精神层面要着眼于‘爱我中华’，落实到具体层面要修长城，两个‘我’字，突出和每一个人都有关，关系到每一个人。” 

　　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捐款纪念碑前，苏文洋目光深情，时光仿佛又把他拉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非常荣誉的一件事吧，今天看也是一个非常利国利民的，非常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活动。”苏文洋感慨道。 

　　1984年，北京地区对长城进行“航空遥感综合调查”，发现区域内近70％的长城已成为“土堆”或只遗留下部分残壁，八达岭、慕田峪等段可以开放的地方也是屈指可数。修复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当时《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大胆提议：“是否可以采用国外常用的社会集资的方法修长城？”这一提议得到了北京市文物局和报社的支持。北京日报社决定由报社旗下的《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共同倡议，并邀请《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参加，与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主办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 

　　1984年7月5日，捐款行动拉开序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提笔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八个大字作为活动主题。9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又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题词。习仲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大大增加了活动的影响力，捐款修复长城热情高涨。 

　　那是一场改革开放后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公益性质活动，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众志成城

　　77岁的原西拨子乡曹家营村建筑队队长曹振选走在水关长城上，慢慢移着步子，指尖轻触着城体，看着当年自己带领施工队修护的水关长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修长城的这些人最小的15岁，最大的65岁，一共大概有600人。当年最难的是运料，基本上运过来都是用大车，马车，拉到城下，再用人来扛、来背，每一块砖都是这么运上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是象征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像长城一样，要挺立世界的顶峰。”曹振选回忆道。 

　　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捐款活动中，淳朴的延庆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不足，长城砖曾被周边村民当作建筑材料搬回了家。在捐款过程中，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在加强，不少村民把自家用长城砖垒起的猪圈、窝棚拆了，归还城砖来修复长城。 

　　八达岭镇岔道村村民张志有之子张立群告诉记者：“1984年，我们家准备盖房，买了点儿青砖，还捡了点儿砖，当时我父亲听说要修长城，就找到大队书记，说愿意把自己盖房子的砖捐出去，自己过两年再盖也不晚。于是就把这一千多块砖全给捐出去了。我觉得我父亲做得很对，挺伟大的。为了大家舍弃小家。这件事上对我的影响很深，我也会像父亲一样教育我的孩子爱护长城。”

　　当年，双营村村民贺海开了一座烧砖窑，为北京德胜门提供城砖，得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后，贺海老人不仅为修复长城捐了很多砖，还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500元钱也捐了出去。

　　而今，贺海的女儿贺焕平走进砖窑旧址，激起了她四十年的岁月记忆。“那会儿，一年的收入也就是百十块钱，像我们挣工分，一天才几毛钱。那时我马上要结婚，我爹说陪嫁我一个电视机，最后也没给我，因为把钱都捐出去了。”昔日的砖窑旧地，如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时间能擦去岁月的印痕，却抹不掉心中的记忆。 

　　修复长城捐款活动不仅点燃了长城脚下的妫川儿女拳拳爱国心，更遍布全国。1984年7月，在海南岛五指山区琼中县国营乘坡农场工作的钱志海，从报纸上看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20多年的全部积蓄502元钱，汇给了北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1984年，钱志海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6元。那一年，钱志海的日常开支缩减到不能再缩，他没给刚出生的孩子买过奶粉和一件玩具，节衣缩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日子虽苦了点，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能为修复长城贡献一份力量，是在他人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真情守护

　　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矗立着一位老人的铜像，他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他用半个世纪的心血守护着这道民族之墙，让长城在中华大地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辉。 

　　在儿子罗扬的心中，父亲罗哲文一直都是心中的榜样。罗扬说：“大概是1947年秋季，我父亲第一次受林徽因的委托，来八达岭对长城进行调研、勘察和测绘，行程可以说是艰难曲折。找了当地老乡作为引导，租了一个毛驴，带上设备。从清晨出发一直到傍晚，才登上八达岭的山脉。翻过一座山梁之后，突然看到夕阳西下，八达岭上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虽然长城是断壁残垣，但是在山巅像龙一样地盘旋。所以我父亲就发出了一个感慨：‘长城太雄伟了，太壮观了，太伟大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没有任何理由不热爱它，不赞美它，不守护好它，让长城永远屹立在我们中国的神州大地上。’” 

　　1952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决定将八达岭长城设为国事礼宾的接待场所。当时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干部，28岁的罗哲文，带领新中国第一支长城修缮队伍来到八达岭，搬起了长城修复工作的“第一块砖”。罗哲文先生生前采访时说道：“我现在就是希望，后来的人比我做得更好，我愿意给他们当个凳子吧，站在我的肩膀上，去把这个长城保护得好，维修得好。”

　　共同守望

　　砖是墙的骨，墙是民族的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城默默守护着中华大地，它是被岁月雕刻的民族记忆，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苦难，更凝聚着这个民族的荣光。 

　　1984年7月5日捐款行动开始，活动进行到第8天，设在北京市文物局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办公室，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单位、40多名个人的赞助款40万元。赞助人来自社会各界，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京剧艺术家、个体户、退休工人、离休干部等；中影等三家单位举办两天电影义演，票款收入除掉基本开支外，全部捐献；首都医院举行星期日义务门诊捐献活动，百余位名医为修复长城作贡献；中央电视台将春节晚会赞助券收入100万元捐赠，用于修复北京地段的长城。启事刊登8天后收到的赞助款，便突破几百万元。 

　　与此同时，美联社、埃菲社、《纽约时报》《美洲华侨日报》等三四十家国外报刊、电台、通讯社和电视台迅速发表了相关消息，旅居海外的华侨、外籍华裔和瑞典、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也积极踊跃地参加赞助。 

　　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有这样一个好似轮船轮舵造型的石碑，上面刻着：“拉脱希斯先生热情赞助修复长城，为增进中国和希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1984年10月，希腊友人拉脱希斯得知中国在多方募集资金修复长城的消息后，捐款100万美元，支持中国的长城修复工作。他说，把对中国这个伟大国家为希腊文化所作的各种贡献的感激之情，与希腊人联系在一起，是为了继续我们兄弟般的亲密合作，使生机勃勃的精神胜过憎恨与破坏。 

　　从1984年捐款活动开始到1994年，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有关部门用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三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是第一次把长城的保护工作提到全国范围内的。同时，也把长城保护与爱我中华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改革开放初期，用这样一种精神唤起人们内心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说：“长城的保护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因为它体量大，涉及区域大，仅靠政府是不够的，通过提高全社会的长城保护意识，才能把长城的保护落到实处，这也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 

　　正如董耀会所说，我们不仅仅要保护长城实体，长城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弘扬和传承更为重要。时至今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的影响依然深远，激发的爱国热情依旧充满活力。在2019年的长城文化节中，延庆区在主题展览“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展区设立互动区域，并发起“长城保护加我一个”的公益倡议。一位刚爬完长城的游客在留言板上一笔一划写到：“长城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身为中华儿女而自豪，保护长城是我们的责任。” 

　　在每一个时代，长城都以它独特的魅力和精神力量，以时代之光，向世界传递中华儿女对于爱与和平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份深沉而持久的情感，让世界见证了中华儿女的豪情与力量，它必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