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善于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阐释
发表时间:2012-04-10   来源:新华日报

  古老的中国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现代阐释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共性的价值资源。因此民族文化个性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内涵之一。文化自信必须彰显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个性,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实现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和当代价值发掘。

  崇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国的先人们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的现象,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虽然它描述的是自然界天体的周而复始、绝不停止,但是它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价值文化蕴含的奋发进取、顽强拼搏、永不停息的精神和对至善理想的执著追求;反映的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自立、自尊、自强的强烈渴望和富国强民的不懈努力。

  追求革故鼎新的积极否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中国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进行过多次革故鼎新式的变革。不如此就无法解释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辉煌与光荣。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上,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张扬着改革的旗帜,显示着改革的力量。

  强调社会责任的集体意识。无论孔子的“以义为重”、孟子的“贱利尚义”强调的都是社会公共利益高于个体的私利。引申来说这也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价值观主张社会高于个人、整体高于个体、责任重于权利。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整体优先的理念。尽管中国传统的这种整体主义存在着轻视个体自主、甚至压抑个体自由的不足,但对于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依然有着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这种个人与集体和谐统一的价值判断,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容的。这和强调个人至上,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简单地复归儒家哲学的价值判断,但理性地认识传统价值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弘扬它所包含的合理思想和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仍然不无裨益。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传统文化心理与现实社会主义目标兼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对利的追求得到了合法而且合乎伦理的极度释放,适度强调社会责任和集体意识对当代中国无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道法自然”的主张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理念。无论是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庄子提出的“太和万物”;还是“天人合一”的理论主张的“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与“天道”的“阴阳变化自然之秩序”之间密不可分,强调的都是人与自然之间最完美的和谐关系同样,追求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此外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里我们也都可以引伸出崇尚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明确强调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无疑可以为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加上历史的注脚。

  “和而不同”的思想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和平发展智慧。《国语·郑语》中记载了西周的史伯提出的“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意思是说只有不同事物的共存统一才能带来发展,带来新事物的产生;完全相同的事物进行简单叠加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也不会带来发展。而在《论语·子路》里,我们看到孔子进一步把这种思想表述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际上就是求同存异,而“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主张的是在允许差别和个性存在的前提下追求和谐一致,最终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同而不和”则意味着盲目趋同而导致个性丧失和贫乏单调。“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多元共存与多元统一理念,包含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体现和平发展的思想。完全可以在当代社会中寻找到处理对外关系的外交智慧。

  “君子慎独”的追求体现了中国文化注重人格修养的伦理品质。虽然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存在着因“私德”而废“公德”的理论缺陷,但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仍然有一些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是可以实现现代转换、寻找到当代价值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借鉴和吸收的。“君子慎其独”的追求,所体现的是主体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自觉,培养的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防范能力。它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警示作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求利原则也可以从道德追求上部分消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出现的物欲横流的金钱至上思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体现的律己精神完全是一个人高尚品性的反映。此外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那些追求廉洁、敬业、尊老爱幼、扶危济困等美德和品性,完全可转化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内容。(李立峰/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李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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