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河南省商丘市纪委官微发布了商丘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杨华的案例剖析。纵观杨华的仕途轨迹，从1998年2月任商丘市睢阳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期间为其亲属招揽工程，收受钱财，到任夏邑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期间为请托人谋利……直至2016年4月被立案审查，杨华的每一次职务升迁，都伴随着违纪违法事实。（  6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其实，诸如杨华这样“边腐边升”的官员不在少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病官”有所增多，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单位或某个局部地区，贪腐之风已呈纵向延伸、横向泛滥态势。如，河南省自2006年到2011 年，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安徽省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被查处，且多涉买官卖官；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案牵涉干部303名；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近30名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5位省部级官员；中石油窝案更是令人瞠目、震惊。这些被查处的官员中，“边腐边升”的不在少数。

　　腐败官员能够“边腐边升”除了权力不受监督，有 “政治庇护”“权力保护”“官官相护”外，还存在于四个方面重要因素：一是确实能干事。翻开他们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在频繁变动的多个岗位上都能做出一番成就，有的岗位甚至是提前为他们预留的，很容易顺理成章地上位。二是确实会来事。这些官员人前人后，很能摆弄是非，在上级领导面前有思路有想法，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让领导刮目相看；在同级面前，多栽花少栽刺，左右逢源一团和气，同级支持率高。在下级面前，暂时放下架子打成一片，容易得到下级拥护。三是确实善潜伏。他们有的一日三餐稀饭馒头，有的从不吃肉棉布背心穿30年，有的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下班，有的台上声色俱厉批判腐败分子，有的义正辞严多次将红包上交，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很难发现其心怀不轨。四是确实有后台。这些官员热衷于找后台、进圈子、找依附、当家奴，善于经营个人的朋友圈、同学圈、老乡圈，每个圈中都有“老大”为其撑腰，为其顺利高升铺平道路。

　　当然，在笔者看来，以上四种因素都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在选人用人机制的存在缺陷和漏洞，尽管我们有了严格的制度、规范的程序以及各种“关口”，但这只是程序正义而非法理和人性正义。有的制度虽然看似很严格，但在人为操作之下，却不如领导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指示好使。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切实要堵住“边腐边升”的制度口子，使之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方面，严把“带帽”关。提拔干部不仅要看业绩、工作能力，更要看廉洁自律程度。“能吏腐败”者，往往都能够做出成绩，但他们卯足劲干工作不是为了党和人民，而是为自己捞取升官的政治资本。这样的干部，一旦被提拔到更加重要的岗位，其贪腐的狐狸尾巴自己就会原形毕露。因此，提拔干部，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廉洁性，看看其初心是否纯洁有担当，是否真正做到忠诚、干净，选出根正苗红的干部，才能戴正“官帽”。另一方面，“摘帽”要及时、不手软。要大力推行“能者上、庸者下”“廉者上、腐者下”机制，一旦发现官员贪念膨胀，就要及时“医治”，这需要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又“零容忍”不留情面。对那种“有权任性”又屡教不改的干部，就要果断、及时将其“官帽”摘掉，而不是“观察、观察再观察”，让其不断重复着升官、贪腐、贪腐、升官的故事。

　　总之，要通过深化改革，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切实封堵住“边腐边升”的制度漏洞，逐步建立起“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使病入膏肓的贪腐分子无处遁形，使轻微“染病”的官员恢复健康，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纯洁干净，从而大大降低干部带病提拔的几率。如此，“杨华们”边腐边升的案件才会真正销声匿迹。（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