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高院披露了一份判决书，广东省粮食局原副局长骆裕根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已终审获刑12年。在一宗土地交易过程中，骆裕根及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处处长危金峰利用公权力，让企业吃了哑巴亏。在得知华银集团董事长陈某不愿意做这笔赔本买卖时，骆裕根很生气地说，“我们给了他一大筐花生，现在就拿回一两个，他居然也不愿意”。（3月13日《信息时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用重拳惩治腐败，在制度建设和实际行动方面都收到实效，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良好局面。但是，仍有一些人不收手，尤其是权力在握的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使用权力上却玩起了吃拿卡要的潜规则“游戏”，让企业吃了哑巴亏。此次，广东高院披露的一份判决书中，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处12年的广东省粮食局原副局长骆裕根，他所说的“花生论”，就是政府机关吃拿卡要潜规则的典型现象。

　　虽然，在中央对腐败实施严厉的惩处机制和密不透风式巡查态势之下，一些严重的腐败现象已经有所收敛，但由此带来的一些“消极抵抗”或是暗地里“吃拿卡要”现象仍时有发生。比如从前一些党政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纠风之后门不难进了、脸不难看了、话不难听了，但事仍是难办。“四难”去掉“三难”，关键的“一难”还在。与赤裸裸的吃拿卡要有所不同的是，软钉子的“一难”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正如骆裕根所说的“花生论”，就是一种极其隐性的“吃拿卡要”潜规则，就是“捞不到好处事必难办”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依旧“事难办”，原因无非是等着你给一点好处。一些干部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故意设置障碍、百般刁难，逼着办事的人求他、拜他、孝敬他。即使是政府部门已经落实了简政放权，想让企业作强作大增加GDP，但企业必须给主管人员多多少少要有所表示，必然是政府给的大筐花生中拿出一两粒来进贡才可好办事。这就是极其明显的“卡脖子”问题。与赤裸裸的贪赃受贿相比，利用权力吃拿卡要不显山不显水，在一些官员眼中已成为“小事一桩”，甚至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官员使用权力中的吃拿卡要，送礼潜规则盛行，不仅增加了企业负担，影响了投资环境，还破坏了政府形象。企业遭遇潜规则，还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的问题。虽然社会一直期待政府简化办事程序，降低企业人际关系成本。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过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强调打造服务型政府。但是这也会压缩官员的权力空间，触动其既得利益。有的官员并不甘心接受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官场潜规则并未打破。必然，就会想方设法把放出去的权在暗地里收上来，要不，还真的就“亏”了。这就是当前表现出，吃拿卡要没有了，但变相的刁难出现了；“人情”和“面子”的干扰少了，但不作为现象突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嘴上喊得响了，却迟迟不见行动。凡此种种，直接损害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也大大削弱了正风反腐带来的正面效应。

　　惩治政府机关“吃拿卡要”现象，应该做的不是降低正风反腐的力度，而是恰恰相反。必须通过增强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责任传导到每一个环节，才能改变“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通过解决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及以下基层党组织责任“虚抓空转”的问题，才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的效果。正因如此，中央才一再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必须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政治生态得到不断净化，经济社会更加健康发展，广大群众和大中小企业才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享受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然，要打破政府机关“吃拿卡要”的潜规则，不能寄希望于官员良心发现，清者自清，也不能指望两院曝光一些案件就能让官员金盆洗手。必须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彻底清理职能部门吃拿卡要的潜规则。必须建立有效的政绩评价机制，把评价的结果作为问责的依据，让评价意见与官员的官帽、饭碗挂钩，从而提高官员违法成本。唯此，企业主动送礼、官员吃拿卡要的潜规则才会真正发生改变。（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