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东城域内的北大是政治、思想斗争的一个集合点，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经过五四运动的历练和先进社团的熏染，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产生了。在这批先进分子中，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斗士，也有像邓中夏、高君宇等这样接受反帝爱国运动锻炼和马克思主义洗礼的莘莘学子，还有像毛泽东这样为反抗军阀统治、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四处奔波的热血青年。

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故居

　　1918年，为组织领导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从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京近7个月时间，其间的两处住所均坐落在东城域内。起初居住于豆腐池胡同9号（今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老师的家中，不久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经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到图书馆做书记（即图书馆助理员）工作，在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31号的第二阅览室，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工作之余，毛泽东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批判鉴别各种知识，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12月，为开展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此期间，不少活动在北大校内进行。两次来京，让毛泽东开始接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很快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北京大学汇聚的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在全国的传播，为建党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不但为北京建立党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其他各地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在北大、在东城孕育。许多在北大、或是从北大走出去的先进分子，之后都成为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尤其是中共建党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陈独秀离开北京后，1920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不仅如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了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李大钊于1920年10月发起成立北京中共早期组织。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派遣北大学生、青年团员李树彝和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张太雷、高君宇等人，分别赴唐山、天津、太原等地帮助建立党团组织，在北方建立党团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曾在北大旁听（一说为北大肄业）的包惠僧于1920年秋参与了武汉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于1920年初冬发起成立长沙中共早期组织；北京中共早期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在赴法国讲学期间，于1921年初发起成立旅法中共早期组织；1921年春，于上年自北大毕业的谭平山、谭植棠等成立广州中共早期组织；同年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通讯会员王尽美参与发起成立济南中共早期组织；曾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旁听的施存统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赴日本与周佛海建立旅日中共早期组织。

　　至中共一大召开时，各地早期党组织共有8个，均有北大师生或与北大密切相关者参与创建；在早期党组织58名成员中，北大师生及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达28人之多。在这28人中，北大任教（或这一时期曾在北大任教）3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北大学生17人：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张太雷（曾在北大就读，后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李梅羹、朱务善、吴雨铭、陈德荣、袁振英、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此外，还包括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助理员的毛泽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通讯会员王尽美与曾在北大旁听的缪伯英、俞秀松、李启汉、包惠僧、施存统、陈公培等6人。

　　正是这样一批从东城土地上走出去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向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