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号贩子”是生长在医院的毒瘤，也是城市管理的牛皮癣。面对危害巨大又异常顽固的“号贩子”，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的各大医院都在想方设法给予打击，当地公安力量也参与其中。但“号贩子”总是打而不死，诸如“打不死的小强”一样，既而在行动过后总是死灰复燃，不仅影响了患者的看病就医，而且是对社会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损害。此次，在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时，建议通过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来打击“号贩子”。其实，光靠提高医疗专家的挂号费诊疗费并不是对付“号贩子”的一种良策。

　　我们应当清楚，“号贩子”的存在，主要问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诸如刘玉村分析所言，“号贩子”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造成的。职能部门打击“号贩子”肆扰问题，必须是对症下药，根子在哪就从哪抓起，这才是治理社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各大城市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些顶级的医疗资源，即使挂号费诊疗费再怎么抬价，即便是抬到了贵得离谱的程度，但有的患者及其家属为了能救命，钱财对他们来说早是身外之物，只要能挂上号看得了病，金钱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本来只需300元的专家号，“号贩子”便可以炒到4500元甚至于上万元，都会有患者等着争着买。这才是“号贩子”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普通的患者为何在医院挂不上专家号，主要原因是专家资源有限，每天看病的号就固定那么多，有的号是“号贩子”每天都抢占优先位置提前把号都挂走了，让普通的患者通过正常的排队却挂不上号；有的是医院内部出现了“内鬼”，把一些专家号高价卖给了“号贩子”从中谋取利益，让普通患者挂不上专家号。从表面上看，这些原因治理起来并不难，难就难在医院能不能下得了决心去解决，公安部门能不能实时跟上对“号贩子”实施持续有力的打击。如仅仅是提高专家号的挂号费诊疗费方式就想根治“号贩子”问题是难实现的。或许，在医院和公安机关的强力打击之下，在短期内会让一些“号贩子”有所收敛，但最终必将是死灰复燃，只能是“水涨船高”，“号贩子”必是把提高的费用都加到患者头上，结果必是给患者增加了负担，造成的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由此可见，真正想遏制住“号贩子”的肆虐倒号行为，一方面是提高“号贩子”的违法的成本，采取“倒号入刑”的严惩手段，让其得不偿失，主动放弃倒号行为；另一方面，就要在目前实名制挂号的基础上，挂号预约系统还要与身份证系统对接，实行身份证挂号的方式，医生在诊治时要对患者进行人证对照核查身份，以此根治用假身份信息挂号问题，既是整治“号贩子”不能用其他居民个人信息来挂号，也让患者主动到医院挂号窗口排队挂号才能看得了病。同时，医疗管理部门要统筹分配医疗专家的资源，保证医疗专家可以到各医院轮流坐诊或是准许他们开个人门诊，并适当增加医疗工作者的薪金待遇，在保证社会医疗资源平衡发展的同时，也能提升医疗人员的社会获得感，才能激励他们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医疗服务当中。这才是有效解决“号贩子”问题的根本之策。

　　其实，提高挂号费诊疗费，仅仅是提高了患者就医的门槛，只会让患者在决定是否寻求专家号时，将付出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负担，并不利于打击“号贩子”。国家职能部门应该做的是，要尽快建立起质高价优的薪酬机制，让更多的医生注重于钻研业务而非生计，进而在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改善医疗环境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全面落实好社区医疗机构的首诊机制，及时进行分诊，医保机构也要为专家号的费用提供足够的支持，为打造医患共赢的良好局面提供良策。（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