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一年半被查办的深圳市政府原秘书长、南方科技大学原副书记李平在广州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其受贿人民币143万元、港币145万元，李平当庭认罪不讳，不过他此前却在纪委退赃了人民币480多万元、港币202万元。当法官问“那你退了这么多赃款，怎么处理你有什么意见”时，李某表示“最好还是别全部收了”。（3月12日商都网）

　　一名贪官在法庭上已经对自己的罪行全部认罪，但对于超额退回的赃款却表示“最好还是别全部收了”，这无疑是极富“黑色幽默”气质、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我们可以推测的是，贪官李平家里没有安装印钞机，钱不是他家印的，也没有证据表明李平造过伪钞；李平家也不是做大生意的，钱不是靠做生意赚来的，超额退回的400多万元赃款，唯一能说明来源的肯定是经过自己“辛辛苦苦”贪来的。既然同样是贪来的，竟然还想从法官手里再拿回去，那只能说明，李平心中的贪欲并没有完全被铲除。

　　其实，贪官本性贪婪，嗜钱如命，怎么可能主动超额退赃款。笔者分析认为，一者，贪官贪腐时间跨度较长，若家里没有一个贪腐账本，仅靠自己的脑子记忆肯定是记不清楚的，况且不只是贪官一个人在“收账”，极可能与实际“进账”有出入。二者，贪官被查后，往往是逃避罪责心切，或许在律师和家人的劝说下，想通过多退赃有“立功”表现，企图达到减轻法律惩处的目的。三者，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没有认真进行捕捞，对贪官的一些情节没有捞实，因网撒得还不够开、不够广没能捞上货真价实的“大鱼”，或者是撒出去的网被人故意捅破而放走了漏网之鱼。

　　检察机关不冤枉一个好人，不办一个冤案，这种精神值得称道。但面对贪官那么多退回的赃款，应该是一查到底，想方设法挖出“大鱼”，而不能放任不管或是想超额部分退回给贪官。这也说明，在一些检察机关和纪委办案时，对案件还存在查得不实不彻底就急于结案送审的问题。这正是当前我国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腐败黑数”居高不下的一种正常折射和见证。有的腐败案情在媒体上公布之后，我们经常发现贪官的贪污数额总有“无法查明来源”的部分，这正是我们今后惩治腐败查处案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已经查明的案值部分足可让贪官处于极刑，可查不清来源的“腐败黑数”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纵容了一些受贿者逍遥法外，给法律公平公正画上了一个黑点。

　　我们所说的“腐败黑数”，即那些事实上确已发生，但囿于种种原因而没能被发现、揭露，或者虽被发现却未能被彻底查明、充分惩处的腐败行为。当然，应当承认，几乎任何违法犯罪都存在一个“黑数”问题，且相比于其他犯罪，贪污类犯罪的“黑数”难免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黑数”过高，超出了合理的界限，显然又极不正常，其后果无疑相当严重。对于具体的反腐行动本身来说，这既意味着，其法律威慑力的大大降低，同时也意味着腐败分子腐败成本的低廉，只要我不交待，就能保护到受贿人，也能保护到家人，有道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几代人”。从而更会带来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腐蚀，导致整个社会对腐败敏感度的降低和容忍程度的提高。

　　这些年，对于惩治腐败案件，舆论已形成共识的具体制度方案、途径其实已有许多，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更具独立性的司法审判体制，公开透明可监督的公共财政体制等，这些制度机制的全面实施，足可让所有的贪官“闻风丧胆”。因此，对于贪官超额退回的赃款，一方面需要纪委监察部门要彻底查清案情，不能总存在糊涂账而以“黑数”充数，甚至是出现结案后还将赃款退还给贪官的做法；另一方面，深入反腐、降低腐败黑数，我们并不缺制度设计、方案措施，关键是要有将这些制度措施付诸实施、坚决落实的勇气和决心。

　　因此，唯有落实好所有的制度，对贪官实施从严从快惩处，对纪委监察办案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根源上降低“腐败黑数”的案值数额，才能真正遏制住贪官的贪欲。（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