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中纪委机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无论你是谁 莫做“腐败亚文化”信徒》的评论，文章指出了“腐败亚文化”衍生的官场潜规则现象，诸如“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办事先送礼，平事先拿钱”，“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情面看钱面”等等。

　　按照文章列举，“腐败亚文化”指的是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在面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扭曲、反主流的判断、认知等。这种“文化”倡导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价值观念，奉行潜规则，其直接表现就是将权力等同于特权，并默认掌权者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具体来说，“腐败亚文化”的表现是人们习惯于请客送礼，把办事送钱送礼奉为行为准则，认为民求官办事，送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收钱合情合理。如果不收礼，要么是嫌“礼轻”，要么是不想给办事。

　　曾经有一篇报道披露，某“大老虎”落马后，备受其老家村民指责的是“几乎没有给家乡争取过什么”；有的贪官家里被查抄出不少高档白酒，围观群众半开玩笑地说可惜了这些好酒，不如分给大家，也许百姓还能念他点好……仔细想想，围观者不经意的闲言碎语中，其实隐藏着对腐败亚文化的认同感，他们并不是对腐败现象表现出十分痛恨之情，而是认同这种潜规则的存在，并嫉妒腐败分子可以“享受”潜规则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机会。这种现象，对整个社会风气影响是极坏的。

　　分析腐败亚文化的成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受传统官本位和“熟人社会”的影响，由于许多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任职有一种世俗功利性的根子，同时，“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规则也导致腐败亚文化在社会上得到某些认同。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共权力体系缺乏有效监督。现行的一些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差距还很大，为腐败亚文化提供了可能性与成长空间。如地方决策体制方面，仍存在不够民主、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在制度设计上为个人专断决策留下了较大空间，在监督上又为个人决策留下了规避责任的漏洞。其二，是法律制度存在某些缺陷。我国现有的法律对腐败亚文化中的一些潜规则，仅仅停留在“不准、禁止”的层面上，尚缺乏具体定性定量的处罚措施；一些党纪党规的规定弹性往往比较大，可操作性差，缺少明确的程序性规定，执行或监督的职能部门多头或缺失。

　　“腐败亚文化”泛滥，势必给官场风气造成严重影响，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相悖的。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潜规则的流行，使一些人认可一些腐败行为，比如习惯于请客送礼，认为民求官办事，送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收钱合情合理。二是降低腐败的道德羞耻感。在腐败亚文化的熏陶下，人们腐败的心理冲动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习惯，甚至演化为一种心理需求，从而助长腐败之风。诸如，有的被查处的腐败分子认为，在项目建设中捞点好处，其实就是官场潜规则，不存在捞与不捞，只是捞多捞少的问题，只要没有狮子大开口，只要不属于贪得无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如果纵容“腐败亚文化”的存在和蔓延，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使社会的道德状况集体下滑，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也不会让“腐败亚文化”官场和社会里大行其道，必须对腐败亚文化进行强力抵制，坚决铲除其滋生的土壤，营造起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同时，我们要将法制和清廉的主流文化更加深刻有效地传播给广大干部群众，使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得以净化升华。在全社会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洁价值观，挤压“腐败亚文化”的生存空间，建立起持久有效的权力控制机制，保证权力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从文化风气、制度、执行力多方面着手，铲除腐败亚文化土壤，让廉政文化热起来、体制机制建起来、社会监督活起来、惩治措施硬起来，从而大力挤压腐败亚文化和权力勾兑的生存空间。（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