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怒斥号贩子”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3月9日表示，这说明我国医疗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黄洁夫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最后报出自己的姓名才挂上号。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挂号有多难。（3月9日《京华时报》）

　　不到北京看病，不知道看病有多难，尤其是挂号有多难的问题。这句公认的患者“心病”再一次得到印证。前些天的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再一次击中了人们关于看病难问题的内心之痛。而此次，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黄洁夫也透露了挂号有多难的问题，就连自己的女儿带着孙女去看病等了4小时也挂不上号，非要报出自己的姓名才挂上号，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些情况足可表明，一名普通的患者，想要通过挂号窗口排队顺利挂上专家号，是何等之难。

　　显然，知名医院的专家号已经成为一个奇缺的医疗资源，也成为了一个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权。医院之所以把医疗专家号称作“特需号”，从字面上足可以见其端倪。在中国，讲人情、享特权的思想仍根深蒂固。这种特权人情思想一日不消除，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一个专家号“特需号”也要让国家卫生部的领导说情才能挂上号，一个在窗口挂号仅需300元的“特需号”，在“号贩子”手里却能卖到4500元，甚至上上万元。正由于这种利益链条的长期存在，才造成“特需号”成为了烫手的芋头，也成为只有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才能享受的特权。4500元买来一个“特需号”，对于“号贩子”们来讲，是高额的利润回报；对于患者而言，就是血汗和负担；对于官员来说，是特权思想的极为泛滥。

　　只要是稀有资源，历来是权力寻租的目标，也必然就有特权存在的空间。大城市知名医院专家号成为稀缺资源，就连卫生部原副部长的家人看病都挂不上号，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早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对于北京的车牌号，也是一种稀缺资源，目前摇号是645：1的比例，能顺利摇上车牌号比中了乐透大奖还要难。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就购车摇号政策时所作的表示：“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小外甥闺女、外甥女婿，5个人摇了好几年了也都没摇上。”有些大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却享有车牌分配的特权，就能避开车牌摇号顺利拿到比例之外的车牌，前两年北京市原交管局局长宋建国及其儿子、秘书都干起倒卖车牌的勾当，从中谋取巨额利益，损害了广大公众的根本利益。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些特权总是伴随着稀缺资源的存在而存在，想要破除这些“特权”，关键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法治建设，让稀缺资源不再稀缺，从源头上铲除稀缺资源特权滋生的土壤。

　　“挂号难”和“号贩子”，从根源上说都是源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医疗专家人才缺少，医疗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解决看病难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大力培养医疗人才，实施医疗资源的均衡化、分级诊疗等，这些全局性、系统性的措施，要由国家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来推动，真正发挥作用尚需一段时间的磨合期，而且要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才能顺利地运行。但是，能够让患者眼前就能看到希望的是，排号容易的看病红利应当让患者尽早实现。然而，这种红利，因为医院、保安、号贩子和医疗监管部门的错综复杂的监管格局，甚至是有放任不管之嫌致使监管手段不力而依然遥不可及。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一方面需要公安和医疗管理部门的共同发力，并拿出持之以恒的有效之策实施严抓严打来整治；另一方面，需要国家要对“号贩子”行为入刑，领导干部使用特权违纪，用严格的法治保障稀缺资源能为广大的百姓服务。

　　领导们的“挂不上”和“摇不到”，确实有种“体察疾苦”的味道。但应该牢记的是，群众最终的诉求是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简单来说，应该是让领导群众都能挂上号、摇上牌，而不是领导一时的“共患难”，和“领导也一样”式的心理平衡。其实，世上并没有什么难事，只要政府职能部门想管起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于整治“号贩子”和铲除特权思想也是如此。真的等到患者死在回家的路上，排号的队伍里，那可真的是一种悲哀了。（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