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34944件（次），严肃查处了刘志、安家盛、汪良、乔瑞、陆海军等领导干部严重违纪案件。查处“小官贪腐”问题630人，涉案金额5.21亿元。（2月19日《北京晨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干部作为执政大厦底层的基石，一旦被蛀虫蚕食，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处于权力的最底层，却掌握着涉及百姓核心利益的大权，决策权高度集中，寻租设租的机会很大，连通着复杂的利益输送链条，隐匿于市野，最终发展为硕鼠巨蠹，不仅引来舆论哗然，更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施政观感，透支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信仰，伤害着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必须对百姓身边的腐败实施“零容忍”，给广大百姓构建安定团结、清正清明的社会环境。

　　百姓身边的腐败，大多都是发生在“小官”和服务窗口单位工作人员身上的违法违纪行为，老百姓也都心知肚明。发生这些腐败行为，往往并不是制度的缺失，而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监督不到位，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输送以及上级的包庇纵容造成的。小官贪腐，大官分一杯，于是便有了“小官巨腐，大官不为”。其实，腐败的要害，不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异化。有人说，“官不在小，有权则灵”，一些“小官”看似不起眼，实则有“来头”、会“搞头”。有的身处关键岗位，有的掌握大量公共资源，有的管理大笔民生资金，本身就是易腐、多腐的“高风险地带”。一旦主观上动了贪念、客观上缺了监管，贪腐就会像野草一般疯长起来。

　　虽然这些贪腐官员级别不高，但其所作所为却足以令人瞠目，其犯罪金额都很大。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反思，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小官”能够从“老鼠”变成“老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官德丧失。从近年来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不管是“大官小贪”还是“小官大贪”，领导干部滑向腐败的第一步往往是从生活作风开始的，是从官德出问题开始的。因此，那些走向贪污腐败的某些官员，是从道德的沦落开始走向犯罪深渊。其二，监管缺位。小官成为巨贪，监督缺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话句话说，监管制度“牛栏关鼠”，漏洞太大。比如，“亿元股长”李华波，为何能轻而易举地卷走近亿元巨资？一个假公章，之所以越过七个管理环节，且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行动没有被发现，说明这七个管理环节的监管形同虚设。面对这个漏洞百出的“机制”，只要稍做手脚就可获巨额不义之财，让那些腐败分子想不动手都难。其三，权力失控。可以说，预防腐败有很多制度，但一些官员虽然级别不高，因手握大权，贪腐的力度和危害甚至不逊于高级别官员。这说明，缺乏制约的权力，使得这些贪腐的“小官”的权力更加“威猛无敌”，搞起腐败来如入无人之境。由此可见，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被反复证明的真理和定律。

　　对“小官贪腐”保持“零容忍”，除了制度发力还须执行给力。面对来势汹汹的“小官巨贪”、“小权滥用”等百姓身边腐败现象，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一定要坚持“零容忍”，不论涉及谁，不论职务高低，只要有腐败问题，都要严肃查处，绝不能养痈遗患。一是要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健全基层腐败案件查处机制和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二是健全网络舆情信息收集与处理机制，提高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搜索、收集、研判和处置能力，及时发现腐败线索。三是要严格执行“一案双查”制度，对疏于监督管理，致使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或者下属发生腐败问题的领导，也要严肃追究责任。另外，还要注意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防止官员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防止小官成为大贪。

　　毋庸置疑，“小官贪腐”现象是政治旧生态的一道硬伤，社会要对此多份耐心和理解，国家更应该以此为戒，强效“清理门户”，强力“清淤排毒”，“治病树、拔烂树”，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坚决打破制度的藩篱与利益输送链条。（林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