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门东大街往南，北河沿大街的西侧，藏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别看它不起眼，却与音乐、文学渊源颇深。这条小胡同见证了哪些历史，又藏着哪些秘密，今天就和您聊聊“深藏不露”的钟鼓胡同。

　　从“钟鼓司”到“钟鼓寺”

　　说起钟鼓胡同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

　　在明朝，北京有两个地方文艺气息浓厚，它们每天与宫廷内的音乐、歌舞、戏剧“打交道”——一个隶属于礼部，侧重排练和演出；一个是宫廷官署，侧重组织和协调。它们是官方的礼乐庆典等活动的办事机构——教坊司和钟鼓司。而钟鼓胡同的得名，就与这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的钟鼓司关系密切。

钟鼓胡同

　　钟鼓胡同一开始并非此名，而是叫钟鼓司胡同。《顺天府志》载：“钟鼓司胡同，司亦称寺，有钟鼓寺，明钟鼓司即其地也。”

　　明代史玄所撰的《旧京遗事》中曾提到：“内臣钟鼓司，专一统领俳优，如古犁园令官之职。成化中，阿丑以谲谏，知名于后。旧止有打稻、过锦诸宫戏。”这充分说明了钟鼓司在明代宫廷音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万历野获编》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也提及，“内庭诸戏剧，俱隶钟鼓司。皆习相传院本，沿金元之旧相事。多于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山诸家俱有之。”

　　清朝康熙年间，设立南府（道光年间改为升平署），掌管宫廷演出事宜，钟鼓司和教坊司相继取消。

　　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掌权后，“钟鼓司”的衙署已经变成了“钟鼓寺”的禅房。她把这里辟为尼姑庵，为年老出宫的宫女提供一处安身之所。民国时期，这里又变成民居，即今钟鼓胡同17号。

升平署一角

　　清朝宣统年间，人们大多把这里称作钟鼓寺胡同。

　　文化领袖带来“文学光环”

　　时间悠悠走到民国，百年跌宕间，钟鼓寺烟消云散，这里成为居民大院。

　　随着钟鼓司的职能不再，钟鼓寺胡同也随之有了一段从没落到辉煌再到没落的经历。1918年，胡适租下了钟鼓寺胡同14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代表、拥有众多博士头衔的著名学者，胡适的到来像是给钟鼓寺增添了一层文学的“光环”。

钟鼓胡同14号（现17号）

　　1918年3月

　　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今天下课后，出去寻房屋，寻了两处，一处约有十七间，价钱太贵了，房子又太旧了，故不曾和他还价。一处有房十间，都还新，似乎还合用。我问他价钱，他开口要了二十五圆一月，大约二十一二圆可以租下。明天再去问问看。若让至二十圆，我便租了。现住的房子太坏了，太不紧密了，所以要搬家。”

胡适

　　1918年3月27日

　　他在写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明，在靠近北京大学红楼的地方，已看完了一所房子，地方离学校很近（与江朝宗住宅相隔一巷），已付了定钱，预备搬进去住，房租每月2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800元）。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确实很便宜、很划算。

　　这里距沙滩一带极近，小院也是四合院，大于此前的缎库胡同8号，但格局相仿，正房宽敞廓落，两侧也是厢房。当年，正房是胡适的卧室与书房，厢房则是客房及客厅。

北大红楼

　　1921年9月20日

　　钟鼓寺胡同又迎来了胡适好友高一涵，之前两家便住在一起，交情颇为深厚。他搬进钟鼓寺胡同7号院之后，胡适为此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

高一涵

　　高一涵也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他曾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与胡适两个人同为北大教授，脾性很是相投。1918年，《新青年》改革，高一涵与胡适、陈独秀等轮流主持该杂志。后来，两人在这里又合办了《努力》周报，为知识分子提供公开议政的平台。《努力》周报的成立地点，就在钟鼓寺胡同胡适的家中。

《努力》周报

　　这里一度热闹，常有学生聚在屋中辩论。从那时起，钟鼓寺胡同便成为京城才子墨客的根据地，陶孟和、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等文化名人都曾往来于此。

　　1926年

　　胡适搬离了居住数年的钟鼓寺胡同，搬到景山大街陟山门6号。

　　1965年

　　整顿地名时，这里被正式改名为钟鼓胡同。

　　现今的钟鼓胡同，一切归于平淡。漫步其间，钟鼓司的歌舞声似从远处飘来，鸿儒间谈笑风生，仿佛就在耳边。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串起了歌舞升平和百年跌宕，串起了一个城市的繁华与变迁。